中亚区域三大困境如何破解？新疆大学最新研究成果给出答案！
【原标题】 后疫情时代中亚区域面临的问题及其影响
现代中亚，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个民族国家所在区域范围。苏联解体后，五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将“后苏联空间”的地缘政治意义沿袭近二十年。各自寻求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亚新国家对“民族身份”的塑造尤其重视，这种政治倾向使独立后的五个民族国家各守畛域，区域内呈现出“五国—腹地”的嵌套形态，产生“政治民族”（国族）与“文化民族”（族群）的矛盾对立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中亚区域以五个单一民族构建出的现代国家，其间的关系却由大量的“问题与冲突”牵连，而主导中亚五国建立合作机制的往往是域外组织力量。
2020年，全球疫情的暴发是对国际秩序、区域秩序与国家秩序的一次巨大挑战，即各层级、各类型的社会单位旧有公共体系的稳定性都在接受全面考验。中亚在历史遗留问题还未解决的情况下，重新面临新型公共安全危机的挑战，如何自主构建“强区域-强国家-强社会”的三层次稳定模式是中亚五国的重要课题，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项目落地的顺利程度。
01
一体化进程缓慢：区域公共物品缺失
苏联解体后的许多继承国都面临着与20世纪60年代从殖民帝国独立的新成立国家所面临的相同挑战：区域整合解体、分裂主义、族群精英之间不断升级的政治竞争等。实际上，我们在观察中亚时常常会定焦于现代的五个单一民族主体，而真实的中亚国家在地理版图上一脉相承，锡尔河与阿姆河两大流域的自然分布造就出区域内的公共水资源体系，并且各国具备的其他资源优势也互为依补。但与现实相悖的是，中亚五国的大量“同质”优势并未在独立后发挥作用，相反，族群间的包容性与信任感迅速下降。因此，中亚五国在解决独立后产生的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分道扬镳。
从国家构建的实践中，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区域内唯一的“强国家”代表，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似乎意识到保持某一种“区域公共物品”的运行能够帮助五个国家摆脱域外大国的博弈干扰，但2005年提出“中亚联盟”倡议并未得到其他四个国家的积极回应。与之相反的是，苏联时期遗留下的“斯拉夫教育体系”一直联结着中亚五国，并且在今天中亚国家已经接受来自西方、东方各种类型的教育模式后，“俄语”仍然是整个区域的公共语言。此外，地缘政治空间式的“公共物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同盟）还在影响着独立后的中亚，当然这种情况在原苏联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2016年是中亚五国开始发生变化的一年。自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继任后，中亚一体化的进程似乎有所加快，具体表现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两国关系上，例如：罗贡大坝项目开始启动、恢复通航、推动边界谈判等，但局部努力仍然有限。纳扎尔巴耶夫曾一度关注土耳其推行的“突厥议会”，并积极配合相关工作，而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也分别于2014年和2018年改变态度，成为组织成员国。这类文化相关“公共物品”的推出在中亚四国内得到一致认同，但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一体化进程无法扎实落地。
02
经济困境：中亚的劳务移民问题
自帝俄时期起，中亚与俄罗斯的人员交往就甚为频繁，主要集中在今哈萨克斯坦北部与俄罗斯西南边疆区，由此形成最初期的中亚草原与帝俄“垦殖边界”。苏联时期的中亚隶属苏维埃中央行政区，“移民”属于居民的境内流动与迁移行为，并且大部分是俄罗斯裔从苏联中部与南部迁往中亚行政区内，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直到解体后，中亚地方民族主义迅速填补真空，大量的俄罗斯裔返回俄联邦，同时中亚爆发严重的就业与生存危机，仅独立五年间就有250多万人迁出新国家。因此，中亚地区面临着人口压力的同时，还面临着劳动力流失的问题。
03
边境冲突：中亚腹地的资源争夺
费尔干纳盆地几乎承载着整个中亚一千多年的族群迁徙史，而腹地内游牧人和“萨尔特人”之间的冲突本质一直都是“处于不同生活生产方式的人们面对愈来愈窘迫的谁和土地资源的忧虑所致”。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力量拖入全球蔓延的极端民族主义对抗阵营之中。中亚作为苏联南部边缘地带，斯大林对这一行政区划内“地方民族主义”的警惕程度远超对该地区“生产力低下与自然环境恶劣”的重视程度。苏联解体后遗留的“单一民族边界”成为五个行政单位构建“主权国家”唯一存在的客观事实条件，除此之外，整个中亚在意识形态上陷入“真空”，在局部社会陷入“混乱”。此类情况在腹地的飞地与边界争议区尤为凸显。
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两国边界长976公里，其中有504公里属于未划定边界，包括飞地沃鲁赫的问题。沃鲁赫内居住约有4万人，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塞村可谓两国的“边界村”，村内居民约千人。列伊列克区的马克萨特村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问题区段”，该村居民能够使用的唯一一条交通路线就是穿过沃鲁赫飞地的公路。而位于边界区的乔尔库村水资源极度匮乏，边民经常通过“断水截路”的方式争抢资源，2015年8月当地边境居民因水源问题爆发冲突。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政府为此建立双边协商委员会，共同解决伊斯法拉河支流的合理用水问题，乔尔库村整体状况恢复稳定。在评估乔尔库的边界问题上，两国政府都得出一致结论，即该边境地区的问题具有突发危险性，边民的任何活动都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引起无法预测的结果。2020年初始，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边境公路地区再次发生冲突，聚集在巴特肯州边界地区的边民并未因疫情减少“争执情绪”，整体态势一直延续到8月份。针对边界问题的处理，腹地三国元首自2018年起都秉持友好协商的态度推进，但实际边界地区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划界机构的解决能力，在缺乏有效机制的情况下，屡次谈判并未发挥积极稳定的作用。
中亚腹地的三个现代国家通过各层面的政府外交行为协调区域内的资源抢夺、生产生活矛盾、边境冲突等问题，但潜藏于腹地内部的一些破坏非传统安全的活动在未划界区域仍然肆意滋生，甚至发展成家族式非法跨境交易、群体性腐败，为极端恐怖组织和一些激进分子塑造出藏匿与活动空间，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并且，本人于2019年8月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南部调研发现，“伊扎布特”（伊斯兰解放党）与“达瓦宣教”组织在三国边界处的村落交缠肆虐。
04
疫情后的中亚态势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在实践方面，我们不能以“失败”来定义中亚五个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但参考当下的中亚五国发展态势，仅有哈萨克斯坦是唯一具备应对公共危机能力的成熟现代国家，其他四国或多或少还未摆脱苏联遗留的桎梏。在国际秩序不稳定，以及区域性社会组织的规则受到破坏时，国家制度体系、社会结构的承载能力都要接受一次挑战。
自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至今已经时过七年，其间中国大力援助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三国，尤其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偏远山区电力体系完善方面做出巨大贡献。我国与中亚五国均有合作实践，并且国家间关系不断深入，对于中亚五国分别与域外国家建立联系的积极态度值得肯定，但上述三个因素阻碍着五个国家在本质问题上形成突破式进展，比如水资源共享与利用、腹地内社会生产条件的发展、“极端民族主义”与“激进伊斯兰主义”在众多不利条件下滋生的问题。这些制约条件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部分项目造成阻碍。
2020年的公共卫生危机对中亚整个区域新增一项不确定因素，而疫情之后的中亚也需要一段时间进行经济复苏，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经开始制定经济复苏计划，土库曼斯坦也同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公共危机之下，“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推向世界的公共物品优势已经完全展现，可以说，这也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进一步建立合作新方向提供了有力证据，也为中亚国家之间的“一体化进程”撑起保护伞，但实际落地程度仍有待观察。
来源：自媒体号“ SISU观欧亚”（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亚国家边界问题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但杨（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疆大学国家安全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往期推荐▪ 多尔多伊的日落！看中亚第一大市场如何走向衰败▪ 视频|电影《喀什古丽》首曝预告片 景美人更美▪ 中国驻乌使馆发布“补充通知” 赴华乘客必看！▪ 来看看疫情期间乌国青年都是怎么办婚礼的？
温馨提示
凡转载本账号文章，请在明显位置标注：转载自“丝路新观察”。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意见。
如需广告、商业合作，请联系微信：z13565801531。
丝路新观察网站：www.siluxgc.com
新浪微博：丝路新观察官微